出门之前，按一下手机，就可以知道道路是否拥挤；行车途中，想起家里热水器、窗户没关好，通过手机便可实现远程操控。智慧城市理念为未来城市发展展现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这样的智能生活场景，在世界各地即将或者已经成为现实。
    然而，智慧城市是一个战略性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建设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在建设智慧交通，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俊德认为，仅仅提供路况及相关信息（以语音或图示的形式）的服务是不能称之为“智慧交通”的。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交通，是需要庞大的数据仓库和各种智能分析系统为支撑，通过对历史交通实况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和优化，为出行者快速提供一条由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最优路径，而不是由人根据实况去选择和决定。”宋俊德进一步分析道，智慧医疗也是如此，并不是实现了网上或电话挂号就达到了智慧医疗的标准。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医疗是要建立在“电子医疗系统”、“电子医疗档案”、“电子医疗管理和服务平台”等数字化系统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当病人问诊时，大夫才可以通过平台立刻看到病人的所有治疗史、应用情况以及相关的影像记录，同时还可以迅速找到为该病人病情所提供的各种治疗建议，进而制定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必要时还可以实现即时的网上会诊，并通过模拟系统，实时监测病人今后的病情发展。
    较之国外，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和重点建设领域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电信副总工程师靳东滨认为，我国各地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都结合了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有的以促进城市转型为目的，有的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有的以发展智慧产业为核心，有的是推动信息化应用。当然，这与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也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分析比较，靳东滨总结出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三个特点。“首先，与国外先从一些小城市着手，逐步实现以点带面的建设理念不同，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大面积铺开的。这符合中国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跳跃发展到接近完成工业化国家的国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也会跳过一些西方国家在信息化过程中的摸索阶段。”靳东滨分析道。其次，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缺乏国家级的顶层设计和国家级的标准，所以各城市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自己城市的特点做项目。靳东滨认为，在没有国家标准和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太大规模的推动会产生问题，例如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上可复制性难度大以及开发成本变高，甚至重复开发的问题。“再者，就是管理观念转变难的问题。”靳东滨表示，智慧城市中智能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元素引进以后，在不同程度上会改变原有的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流程，而这种变化将会使相当一部分人难以适应。他举例说道，“原来需要出门才能办理的事情，现在只要通过手机就能解决，而且高效、便捷。那么，其相应的单位就要改动流程，甚至出现减员的现象。”智慧城市、物联网都能带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思想观念要变，城市的管理课也要补上。靳东滨总结说，智慧城市既看到它的好处，也看到它的问题和风险，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用智慧把风险降到最小，这样社会效果才是最好的。
    “到目前为止，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还没有探索出一套统一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我国还没有完全掌握高端芯片和传感器新技术。信息化系统的智能化还很低，各种应用多数都只是停留在底层层面。”方正国际副总裁周大良认为，在全球智慧城市产业方兴未艾，尚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统一产业技术规范的形势下，抢占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自主的产业技术标准和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是我国打造智慧城市的当务之急。他同时建议，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智慧城市技术优势和先发机遇，尽快出台智慧城市的总体标准，为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整体性和基础性的指导意见与规范标准。
    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出台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对申请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标准和条件进行了制定，但是条例内容较为笼统、扼要，其具体细则和评价体系尚未出台。　
    不可置否，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指导和统筹协调，各城市的建设规划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孤岛”现象，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城市安全尚有风险，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流程等缺乏整合协同与标准规范，这些问题已成为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
    因此，在制定智慧城市规划时，我国应多借鉴全球智慧城市设计的优秀经验，同时，注重结合自身智慧城市建设的特色和各城市与城市群智慧城市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区别化和层次型的发展战略，以示范引领为主，积极稳妥推进，走出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